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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英勇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东方演出了一幕雄壮的话剧，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
一、中国人民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它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侵略和民族解放的性质；在战争规模上，则表现为一系列弱小国家反对德意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接连不断的发展过程。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法西斯侵略战争策源地的国家。早在19世界末，日本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时，即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发动以争夺我国东北为目标的日俄战争，先后从中国攫取了台湾、澎湖和旅顺、大连等地，勒索了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增强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世界列强中新崛起的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1927年7月，日本政府提出所谓解决“满蒙政策”的“田中奏折”，宣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露骨地表明了日本蓄谋已久的先夺“满蒙”，后取整个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和侵略步骤。
世界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把战火是由日本点燃的。1931年18日，日本悍然发动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打响了破坏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第一炮，从而在远东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它比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早两年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完全按照“田中奏折”所确定的侵略计划实施之，它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不能把“九一八”事变看作只是局部性的中日两国之间地区性的一般军事冲突，而应把它看作是日本建立军事独裁法西斯专政，企图实现其独占中国，建立大东亚帝国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
所以，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在东北兴起的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无疑是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和东北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影响下，激于民族义愤，冲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奋起反抗，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其活动范围遍布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70多个县，到1933年，东北的抗日武装发展到30多万人。其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11个军共14`.5万余人，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骨干力量。东北三省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14年里，东北抗日联军等部共歼灭日军17万余人。“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长城抗战、察哈尔和绥远抗战，都给予日军一定打击。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就连日本的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满洲’为导火线而开始升起的。”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不是以东北作为其侵略的最终目标，而是以它作为基地和跳板，进而侵占整个中国，再扩大到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确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面向南方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并据此确定了陆军“北进”、海军“南进”和全面侵华的方针，企图以侵占中国为其征服世界的战略出发点，并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战基地”。为了寻求国际力量的支持，并出自全球战略的需要，日本于1936年11月25日与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实际上是柏林——罗马轴心的扩展。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在侵略扩张的道路上，从逐渐接近到相互支持、合作，终于在重新瓜分世界、反共反苏的共同目的下紧密勾结在一起了。这表明，三个法西斯国家在分头发动世界性侵略战争中，形成了互相支持和配合的思想政治契约和基础，它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由局部侵华战争发展为全面侵华战争，表明日本法西斯首先将局部战争推向世界性规模，因为征服中国是日本实行“北进”或“南进”、称霸亚太地区的世界战略的先决条件。因此，在德日意结成法西斯侵略同盟之后，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既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全球侵略计划的重要部分。所以，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以此为起点，中国开始了全国性抗战，首先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行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举国一致，奋起抗敌。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广阔的敌后战场和人民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相配合，在战略上对日军构成夹击态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中国军队先后进行了淞沪、平型关、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歼灭日军44万余人，粉碎了日本法西斯妄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克强的有效作战方式，到1938年10月，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破产，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这时的日本侵华兵力已达32个师、海军2个舰队和28个航空中队，分别占其陆军总数的94%、海军的2/3和航空兵力量的60%。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双方投入兵力400余万人，战火遍及10多个省区，面积约160余万平方公里。中日战争成了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在亚洲全面激化的最高形态，这标志着日本和苏、美、英等国为争夺亚洲大陆控制权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尖锐的新阶段，苏、美、英等国均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中日战事中来。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等各国共产党、各阶层进步人士和苏联人民强烈谴责日本法西斯的侵华行径，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朝鲜、苏联、印度、加拿大、美国等10余国志愿援华友人陆续来到中国战场，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之中……总之，随着“七七”事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点，远东则成为法西斯侵略与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焦点，中国抗战的胜败，已直接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
二、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打破了德日意法西斯瓜分世界、称霸世界的侵略图谋，成为世界东方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德日意三个轴心国为实现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图谋，从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起，就一心追求在政治、军事和技术情报方面进行“广泛的紧密合作”。日本全面侵华后，他们进一步勾结，急切谋求战略上的协同配合，加紧筹建军事同盟。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由亚洲燃向欧洲后，德日意先后于1940年9月、1941年12月和1942年1月签订了“同盟条约”、“联合作战协定”和全球划分作战范围与任务的“军事协定”。据此，德、意与日本彼此承认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并保证“互相援助和合作”，而在一方受到他国攻击时，“三国保证以政治、经济和军事之一切手段互相支援”。然而，整个二战历史表明，轴心国的政治军事同盟是极其脆弱的，特别是一度雄踞欧洲和东方的德、日两国，并未能实现其预定的战略协同计划。由于德、日两国各怀鬼胎，互蓄异志；特别是由于中国战场坚持持久抗战，始终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主力，从而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遏制和迟滞了日本“南进”的侵略步伐，使之不能在德军需要战略配合时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这样，就使德日勾结，东西夹击苏联，德日两军会师中东的计划始终未能达成。
如前所述，“北进”和“南进”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世界战略，也是轴心国德日双方制定的在东方的战略协同计划。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企图不仅要灭亡中国，而且还要以整个中国大陆为后方基地，北攻苏联远东地区，南攻南洋群岛，同美、英争夺亚太地区的霸权，进而与德意法西斯瓜分全球，称霸世界。对此，毛泽东早在1936年7月同美国记者谈话时，就揭露过日本法西斯妄图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1938年5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这就是说，不管日本法西斯是“北进”还是“南进”，都以侵占中国为前提。因而，中国抗日战场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枢纽点。如果德日意法西斯的军事行动能在东西两大战场（即欧、亚两个战场，包括太平洋、印度洋、中东在内）联成一气，那么，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将难以预料，或者说将艰难得多。所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如何，对于苏联对德作战、美英等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都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至8月，日本关东军先后在中国境内的张鼓峰和诺门坝发生武装冲突，结果由于中国抗战对日军主力的牵制，使其在兵力悬殊之下均遭失败。当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说：“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之所以威胁日本者，则日本对华用兵故，。。。。。。假设日本一旦与中国议和，则日本既可威胁苏联，领导远东”。可见，1938——1939年期间，使苏联能够摆脱东线威胁的重要因素，便是中国抗战对日本陆军主力的打击和牵制。
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亲自接见日本访德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上将，告诉他：“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电示驻日大使奥托：“使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参加对苏作战”，并提出“
以德日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路线为当然的目标。”日本外相松冈在1941年6月22日至28日的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以与德国法西斯配合，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并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但是，从中国关内抽调5个师加强关东军的计划，当即遭到日本军方的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一语道破天机：“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因此，日军大本营最后只好无可奈何地决定：“只有等待斯大林垮台，或远东苏俄地区混乱，有利于日本进展的时候，才使用武力解决北方”。“帝国政府将继续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暂不介入德苏战争”。显然，中国的抗日战争又一次解除了苏联的东顾之忧。
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里宾特罗甫再次向日本提出：“日德两国应迅速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希特勒企图在严冬到来之前，联合日本打垮苏联。当时列宁格勒被围，莫斯科危在旦夕，苏联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倘若日本答应德国的要求，从远东地区进攻苏联，使苏联处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此时日本正集中兵力强化侵华战争，对中国敌后解放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大“扫荡”，企图巩固其“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早日结束侵华战争而转向南进。1941年12月初，日本陆军共51个师，其中35个师用于侵华战争，占其陆军总兵力的70%。由于中国抗日战争消耗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才使其无力“北进”发动侵苏战争。难怪当时日军大本营统帅决定：“不管德苏战争如何演变，以昭和二十六（1941）年度内放弃解决北方的企图”，为的是“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案”。正因为这样，苏联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才大胆地从远东地区把兵力不断西调，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仅莫斯科战役期间，苏联就从远东方面军调出15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及坦克、航空部队。从1941年冬至1944年秋，苏联从东部西调了39个师、21个旅和10个团，计40。2万人，还从太平洋舰队调走12个海军步兵旅，计14万人，总共从东部向西线抽调了54。2万人的兵力、5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3300多辆坦克，这就大大地加强了苏联西线对德作战的实力。对此，苏联元帅崔可夫曾以感激的心情说过：“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日本“北进”侵苏的被迫放弃，“南进”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打算，也同样因其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而一再推迟。
1940年春夏之交，德国进攻西欧，法国败降，英军被赶出欧洲大陆，希特勒称霸西欧。日本本来可以在英、法遭受德国袭击、无暇东顾，美国又尚未直接卷入同德、意、日冲突的情况下，趁机南下，向太平洋地区扩张，以攫取英、法、荷、葡在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一切既得利益。德国法西斯也竭力唆使日本南进，期望它从东方打垮英、法等势力，以示配合。但此时的中国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正在对日进行百团大战，历时4个多月，歼灭日军2万余人，使侵华日军主力被牵制于中国战场，因而日本拒绝了德国的要求。日本访德特使寺内寿一上将解释说：“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1940年，日本陆军共49个师，其中38个师陷于侵华战争中，占陆军总兵力的78%。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日本在当时只能叹惜“坐失良机”，“南进”计划不得不推迟执行。
日本海军在偷袭珍珠港得手、攻击英国“威尼士亲王”号及“反击”号两艘巨舰成功、暂时取得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优势以后，利令智昏地制订了一个用5个师攻打澳大利亚、夺取锡兰，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狂妄计划。是时，德国也力促日本进军印度洋。1942年3月23日，里宾特罗甫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商讨轴心国的战略问题时，他要求日本应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以配合德国向中东和高加索进军。当时邱吉尔清楚地预见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局势的严重危险，他于4月15日向罗斯福惊呼：“我必须重提印度洋的严重形势。。。。。。没有理由不认为日本人会成为西印度洋的优势力量。这样，不仅我们到中东和印度的运输船队会受到阻挠，而且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应也会断绝——没有石油，我们就无法维持在印度洋区域内海上和陆上的据点，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的崩溃。同时，经过波斯湾对俄国的供应也将被切断。日本对我施加如此重大的压力，我们简直受不了”。4月18日，邱吉尔又进一步认为：“日本在今年只有占领中国，才会取得重大结果……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
但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愈战愈强，致使日本陆军根本腾不出手来。由于日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力不从心，终于不得不否决海军方面的建议，使日德在中东会师的战略计划成为泡影。到1943年11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战略反攻时，日本还有64%的陆军、计43个师另24个独立混成旅，以及45%的航空兵、计75个飞行中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而在太平洋上的日本陆军兵力则不足30%，计22个师；航空兵占44%，计72个飞行中队。日军大本营统帅部虽然深感以此微弱的兵力实难同美英军相对抗，但又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予以增援，直到1944年，日军参谋本部才勉强以新建部队替换关东军较老的6个师增援太平洋战场，但由于数量太少，对扭转整个战局根本无济于事。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直至战争结束，日军在亚太地区行动始终为中国战场所制约。战后日本许多战史著作公认：日本“在对美英开战后，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中国抗战对反法西斯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曾得到西方盟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2年春，罗斯福曾庆幸地对自己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在中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英国著名评论家约、弗、富勒在他写的《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指出：美英所引以为幸的是，日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和控制印度洋上的战略要点，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在太平洋上拼一死战。如果日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就要改变，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正是由于中国抗战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以重大影响的结果吗？假如没有中国的持久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必将是另一种写法了。
三、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
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中国曾直接派兵入缅，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席卷了菲律宾、马来西亚、香港、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由于盟军在这一地区接连失利，丧失了太平洋沿岸一系列战略要点，从而使缅甸成为盟军与日军必争的战略要地。日军若是占领缅甸，便可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军会师；并可控制印度洋，取得制海权，以有效地支援太平洋上的海战及从海上对印度和中东构成威胁。1942年1月21日，邱吉尔在致伊斯梅的电报中指出：“缅甸如果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罗斯福在2月23日给澳大利亚总理柯廷的电报中也指出：“如果缅甸失守，依我看来，我方整个的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由于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因此，邱吉尔、罗斯福都亲自出马吁请澳大利亚将正从中东调回澳大利亚本土的澳军2个师改调增援仰光，支援缅甸防御作战，但均遭拒绝。在此情况下，英国急切请求中国派兵支援。中国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需要，在国内抗战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以第5、第6、第66军等部约10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紧急入缅支援英军作战。在担负曼德勒正面及东部地区的防御中，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屡挫敌锋，先后取得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东枝收复战等重大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而英军担负的缅甸西部防御却被日军迅速突破，英军主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地区，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紧急求救，经中国远征军驰援解围，才使其7000余名官兵得以安全撤退。中国远征军的苦战，使日军进攻力量受到阻滞，被迫在沿亲敦江东岸和怒江西岸与盟军对峙，同时也使英军得以安全撤往印度，构成新的防线，保卫了印度的安全。此后，在反攻缅甸作战中，由于英国一直持消极态度，中国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利益和实施盟国的战略计划，毅然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美、英军一部的配合下，率先发起缅北、滇西反攻，胜利地打通了中印公路，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危局，并为盟军收复缅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军队在援缅作战中，先后投入30余万兵力，历时3年多，共歼灭日军6万余人，为东南亚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战场也是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在美国军事当局的战略设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中国的持久抗战是美英盟国制定和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先决条件之一，而且中国战场也是盟军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和盟军太平洋战场反攻及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重型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美军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须贺、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城市后，于中国浙江省内的中国空军机场降落，并转至云南昆明空军基地休整。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机的轰炸，朝野震惊。7月4日，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被改编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1943年3月10日又奉命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继续利用中国空军基地起飞轰炸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和远在台湾、越南及日本本土的战略要点，直接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中国为美国提供了所需的空军基地、第一线野战机场及地勤人员，其空军基地主要有成都、昆明、柳州、桂林、衡阳、宝庆（邵阳）、芷江、老河口等，第一线野战机场更多。为此，中国方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国军民还积极营救美军飞行员，至1945年春，先后被中国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达70余名，其中包括后来曾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等。
中国战场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军事情报。抗日战争期间，苏联一直派军事情报组驻延安，中国共产党方面将搜集到的大量很有价值的情报材料，提供给苏方。当中共中央获悉希特勒德国将于1941年6月21日进攻苏联时，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转告苏方。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方曾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中共中央允许美军在晋绥、太行等地和在新四军第5师区域内设立电台，并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及气象资料。在华南，美国第14航空队也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了情报、通讯、气象等联系。1941年下半年，中国有关部门从日军航空兵的调动和部署中，侦译了解到有在太平洋采取行动的企图。中方立即将这一战略情报通知了美国国防部，但未能引起美方的重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方开始重视中方的情报系统，遂在国统区普遍设立无线电通讯网、气象站等。
此外，中国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后，苏、美等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贷款援助，以帮助中国购买军事装备，但这些贷款大部分规定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予以偿还。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向苏联提供了价值4.5亿美元的矿、农牧产品，向美国提供了价值7.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钨等矿产品，向英国提供了价值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四、中国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联合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典型的联盟战争。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战胜德日意法西斯，夺取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重要保证。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作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促成和始终坚持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将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早在局部抗战阶段，在东北即形成了中朝联合对日统一战线。1936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多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苏等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因此，这些国家应该结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中又指出：我们主张中、美、英、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5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新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中央公开呼吁：“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在抗日问题上同与包括美英法苏在内的一切反侵略国家合作。为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中共中央又制定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提出了“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和“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的抗日外交政策，主张迅速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联合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 了“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等外交政策。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从中国全国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英美等国对中日战争实行“不干涉”和绥靖政策，并策动“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对日妥协。对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方面坚持持久抗战，一方面对“远东慕尼黑”阴谋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坚决斗争，从而挫败了国际上以牺牲被侵略国家利益与侵略者妥协的活动。这对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苏德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宣言、指示，提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在延安组织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直接推动了东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12月4日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同时，中国国民党政府建议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正式联盟，并声明“中国现决定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溃”。在中国政府的建议下，12月23日，中、美、英、苏4国领衔，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国对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主动的直接推动作用。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重要国际地位，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羸得的，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历史地形成的，绝非他人所赐。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贡献，决定了它理应在国际事务中取得相应的地位和发言权。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外长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邀请中国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四国宣言不仅向全世界首次宣布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而且四国还对要在“尽速可行”的时间内建立这一新国际组织正式承担了义务。11月，中美英开罗会议以及开罗宣言，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尔后，中国作为建立国际组织的四个发起国之一，积极参加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与美、苏、英三国共同发起了旧金山制宪会议，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通过联合国宪章得到国际法的正式确认。中国为联合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弱国打败强国的宝贵经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1931年的局部战争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取得最后胜利，全世界有84个国家约20亿人先后卷入战争，军队和民众死伤总数超过1亿人，财产损失达4万亿美元。中国战场以其广大的幅员和雄厚的人力物力，坚持长达14年的抗战，开始时间最早，经历时间最长。“七七”事变后，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了2/3以上、约100余万的日本陆军，以及1/3的日本海军力量。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毙伤俘日军达150余万人。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3万余人，约占当时日军海外投降总兵力的50%。此外，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还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同时，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万人以上，约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1/3。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伟大历史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法西斯强国的战争。最后，大而弱的中国打败了小而强的日本，这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典型范例。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其经验是极其丰富的，这里仅择其要旨而概述之。
一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场规模空前的全民族抗战的完全胜利，是由于百余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造成的民族觉醒，而集中代表中华民族觉醒的政治力量的中坚、先驱者和凝聚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杰出组织和鼓舞者，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当时，日军所面对的主要对手，已不是甲午战争时的清政府，也不是签署21条时的袁世凯和“九一八”事变时坐视东三省沦陷的国民党政府，而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以国家和民族为已任的中国共产党。
二是建立、维护、巩固和发展由中国共产党倡导、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不可分离的。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全国抗战；没有全国抗战，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作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和团结的核心，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此后，我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辛的努力，不断调整政策，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及至“联蒋抗日”，从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抗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国内出现的妥协、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倾向，我党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时局的逆转，维系了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的局面，一直坚持到抗日胜利。
三是实行全面全民族的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持久的战略总方针及作战原则，是战胜日本侵略军的成功的军事战略指导。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为提出符合国情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抗战一开始，我党就主张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并提出了一整套办法和措施。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实行全国总动员，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一致进行全民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具体措施，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路线。为了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加强对抗日作战的指导，中共中央于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在提交国防会议的关于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是防御的持久战，在战役上应以速战速决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在作战指导计划中，确定了以持久战为主旨的战略方针。1938年5—6月，毛泽东在总结抗战10个月之经验时，撰写并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发展进程的规律和胜利前途，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实践，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理论，一步步走向了胜利，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弱国战胜强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有着不可佑量的指导作用。
四是开辟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配合，构成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无仅有英明战略决策。中国抗日战争同时在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进行，既有统一的战略目标，又各自独立对敌作战，相互依存和配合，这是中华民族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的伟大创举。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但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挽救了抗战危局，加快相持阶段的到来，而且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构成了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敌后解放区抗日武装在持久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战胜日寇的强大生力军。
五是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是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外部条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各国人民相互支援、共同战斗的结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得到了各国人民的支援，但主要是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苏联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中国抗战初期，曾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援助过中国。1940年后，美国等反法西斯国家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始援华。1945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以及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都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援，鼓舞了中华民族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必胜信心。
总之，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抵抗侵略、争取独立的伟大壮举，它说明，中华民族能够在危难中开辟新的出路，中华民族具有无限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