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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战略格局和安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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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战略格局和安全形势

20世纪已经过去,21世纪已经到来,人类社会正处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关头。要和平、谋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尽管维护持久和平的因素在增长,但世界和平仍面临着威胁,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天下并不太平。
一、时代主题呈现的特点与趋势
正确地判断时代主题,是制定战略策略的重要依据。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洞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阐明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揭示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关系的内在本质,反映了世界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指出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论断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邓小平在阐述时代主题时指出:第一,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当时,互为对手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武库过度庞大,特别是核武器达到“超饱和”状态,可以毁灭对手,使它们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美苏双方虽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挫折,尚未完成;尽管美苏双方军备竞赛和军事对峙使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战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最可靠和最基本的力量,加之一些第二世界国家和美苏两国人民也不支持战争,决定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维护世界和平大有希望。第二,促进经济发展是世界的核心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是不平衡和周期性的。从上世纪70年代初起,世界经济开始逐渐由高速发展转入低速增长。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走出经济低速的境地或保持经济优势地位,积极寻求资本、贸易、市场等出路;政治上相继获得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状态,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积极同旧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作斗争,把发展经济作为主要任务。从而使国际竞争的重点,由政治和军事对抗逐渐转向经济竞争,发展经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关系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根本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状态宣告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时代主题没有变,但“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一是国际形势总体缓和但局部冲突仍然不断。冷战后期,虽然国际形势开始出现缓和迹象,但因为存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竞争与对抗,国际形势总体上仍处于紧张状态,全人类仍处在世界大战、核大战的阴影之下,“缓和”表现为两极对抗下的“恐怖和平”;世界上发生的局部战争,大都有美苏两个大国插手,有的还受美苏的控制或利用。冷战之后,国际形势总体上由紧张变为缓和,由对抗变为对话。两极世界格局解体后,全球性的军事对抗已不复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过去因两个超级大国插手而难以解决的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大都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相继得到解决,或陆续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大国关系出现战略性调整,中、美、俄、欧、日等国和地区集团频繁进行高层领导人直接对话,采取多种务实性措施,建立多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寻求建立相互信任、消除分歧的各种途径,积极推动和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促进了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尤其是中美、中俄、美俄达成互不将各自控制下的核武器瞄准对方的协议,有助于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有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世界各国独立自主、合作发展的意识有所加强,和平力量更加壮大;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与制约关系不断加深,维护全球安全的共同利益逾来逾得到广泛的认同;国际裁军与军控取得新的进展,多数国家改变了冷战时期军事力量过度膨胀的状况,纷纷把武装力量调整到适度规模;新的国际安全机制正在形成和发展,各种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的出现及联合国作用的增强,对冷战思维的军事集团机制产生强大的冲击,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尽管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和平是当代国际形势的主题之一,但局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由于历史结怨、格局转换、民族矛盾、宗教对立、力量失衡、外部插手、资源纷争、武器扩散等因素,导致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一度出现增多的势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集团同盟,正在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冷战时期无战事的欧洲动荡不安,战乱不已,形成从巴尔干地区向北到独联体的新的热点集中地带。持续4年多的波黑战争停战不久,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又起战火;独联体内一些国家和地区多次发生武装冲突。非洲先后有20多个国家发生动乱和武装冲突。拉美地区也曾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和内战。在亚洲,阿富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曾发生了长期的内战,有的至今还持续不断;朝鲜半岛、克什米尔地区仍处在严重的军事对峙状态。在中东地区,自海湾战争 以来,美国多次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直至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一直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东和平进程屡屡受挫,战事仍在发生。事实证明,在冷战后国际仍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一些地区的和平进程甚为艰难。
二是经济全球化成为大趋势但也存在负面影响。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当今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中,生产要素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最能增值的配置,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贸易自由化的范围正迅速扩大,从传统的商品领域向技术、金融等领域快速拓展;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正明显加快,时间、地域、国界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作用缩小;生产跨国化的体系正逐步形成,全球已拥有跨国公司4万多家,它们“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进行生产;投资外向化的比重正日趋增大,发达国家是跨国投资的主体,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额也在稳步增长;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正在加速发展,全球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0多个各类区域性经济集团,加快了区域经济集团内部的商品和资本流动,提高了区域经济集团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竞争能力。经济全球化可以促成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为各国经济实行优势互补和不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然而,经济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有着不可忽视和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对资本、技术、贸易、市场的争夺加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主要是面临着保护和发展本国经济、打破发达国家的经济垄断和封锁、提高参与国际竞争力等严峻的挑战。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主要是在旧的经济秩序规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利。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过程中,往往被迫接受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外围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容易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导致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和从属性。在国际市场大部分早已被发达国家所瓜分和占有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实力较弱,不仅拓展国际市场极其艰难,而且还受到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挤占。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系欠完善和防范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同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也意味着预防经济混乱的保护能力减弱,若取消对资本、物资、人员流动的限制,会给国际金融资本投机者发动金融打击的风险增大。发达国家竭力维护旧的经济秩序,借助其国际经济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减少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甚至采用援助和投资资金倒流、限制科技成果转让、转嫁危机等手段,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曾长期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掠夺,经济不发达,至今难以建立和巩固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制度,还处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束缚中。上述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矛盾,若处理不当,将可能引起社会动乱或局部战争。
三是大国交易仍在继续但竞争的重点转向综合国力。冷战结束后,尽管大国之间加强了对话与合作,但相互较量并没有停止,较量的重点已从冷战时期的以军事力量为主,转向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其主要内容是:夺取科技优势,促进国家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壮大综合国力,为夺取或保持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创造条件。
由于高新科技革命对各国综合国力的影响日趋增大,争夺高新科技的领先地位便成为各大国进行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美国不断完善并加紧实施其高新科技研究计划,其战略意图在于充分利用其高新科技领域的优势,对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综合开发,推动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保持其世界领先的地位;日本以“科技立国”方针为指导,制定出“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计划”、“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计划”和“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与美国和欧洲联盟展开竞争,为其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度创造条件;欧盟各国则联合起来,在“尤里卡计划”基础上,实施欧洲联合高新科技计划,强调在微电子、光电子、高能激光、粒子束、新材料、人工智能等6大高新科技领域内联合开发,与美国和日本展开竞争;其他国家也曾普遍重视科技的作用,把发展高新科技及其产业作为加强综合国力的根本措施。总之,当代世界正在展开的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一场决定各国前途和未来命运的历史性大角逐,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是军备竞赛有所趋缓但质量竞赛更加激烈。由于国际形势日渐缓和,使全球性军备竞赛有所降温。但是,一些地区性的军备竞赛有所升级,特别是世界各国质量建军的步伐大大加快。
在核军备方面,尽管美、俄两国开始大幅度裁减核武器,但仍保持有庞大的核武器库。到2003年,美、俄双方核弹头仍将分别保持3500枚和3000枚。美、俄、法、英四国都在继续加强核武器的研制和更新换代。同时,世界上有能力制造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1998年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竞相进行核试验,由此引发南亚地区核军备竞赛和紧张局势,使国际社会的核控进程受到严重挫折。
在常规军备方面,美国加快了运用高技术提高军队质量水平的步伐,倡导进行新军事革命的呼声日趋强烈,强调用高技术提高美军的战斗力,将工业时代的武装力量转变为信息时代的武装力量。俄罗斯则要求运用最新科技成果、最新工艺、最新材料超前研制新一代武器装备。法、英、德等国在提高军队质量、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方面也不遗余力。中东地区一些国家自海湾战争以来,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购买武器装备总金额已超过300亿美元。印度、韩国、东盟各国大幅度增加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投入,使其军费开支保持高额并不断攀升。日本每年都投入90多亿美元用于采购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其自卫队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居亚洲各国军队之首,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关注。美国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E—2T预警机、“爱国者”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装备,支持台湾的分裂势力,成为导致台湾海峡局势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上可见,尽管国际裁军与军控有所进展,但以谋求质量优势为主的军备竞赛,仍然可能引发国际紧张局势和军事对抗。
五是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并呈现新的表现形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虽然美苏争霸世界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但霸权主义仍未退出国际舞台,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更加肆无忌惮,一些地区霸权主义也乘机抬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强权有所发展。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仗恃其实力优势地位,粗暴干涉别国的内政,它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到处推行西方的政治模式与价值观,竭力在政治上控制发展中国家,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战乱不休。尤其是在人权问题上,西方竭力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等观点,对别国内部事务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甚至提出建立“国际人权干预部队”。1999年3月至6月的科索沃战争,是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第一次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发动的侵略战争,它打破了人类战争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许多禁忌,对国际政治、军事和安全形势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连续10多次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操纵下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几乎全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2、军事干涉更加频繁。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大国使用军事力量干涉别国事务的行为更是有恃无恐,有增无减,并在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破坏性和冒险性。据美国国防部称,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美国对外动用军事力量已达40余次,平均每年对外用兵5次以上,大大超过其在冷战时期对外用兵年平均2.8次的记录。西方国家实施军事干涉的形式和手段主要是:以军事联盟的形式出现,将冷战时以防御为主的军事集团改造为进攻性的扩张工具;使用高技术兵器,对精心选择的目标实施突袭;在所谓的潜在危机地区及其附近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炫耀实力,随时准备进行武力干涉;打着“维和”的旗号,进行武力逼和,甚至直接参战,偏袒一方,打击另一方;在别国领空和领海实行禁飞禁航,实施海空封锁,践踏别国主权。上述军事干涉行动,直接引发了一些地区的危机和战火,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
3、经济制裁逐渐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国际对抗与冲突中,都使用了经济制裁与封锁手段,或以经济利益为交换条件,逼迫对方让步。近年来,美国在与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古巴等国家的对抗和冲突中,以及处理其他国际争端时,政府和国会的首要行动通常是宣布进行经济制裁与封锁。美国对伊拉克的制裁长达14年之久,对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制裁长达6年时间,近年来又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经济制裁。20世纪以来,美国对别国共实行过100多次制裁决议,其中有60多项是近10年来炮制的,其制裁对象包括它的敌对国家、非敌对国家及盟国。例如,美国国会于1996年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不仅干涉古巴、伊朗和利比亚的内政,而且干涉了同这三个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所有国家的内政,遭到包括其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
4、文化渗透日趋公开。文化渗透,是西方国家推行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模式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们凭借信息传媒工具的技术优势,以各种消遣娱乐、流行时尚等商业文化,或以影视音像、文学作品等形式,或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联网络,跨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其媒体往往过分宣扬西方的物质富裕和民主自由的优越,企图削弱别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对本国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历史传统的向往和凝聚力,诱惑其羡慕和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点。总之,文化渗透已成为某些西方大国对别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甚至成为引发某些国家社会动乱的涡水。
纵观当今世界形势,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对话代替对抗是主流,振兴和发展经济是主体。同时,国际社会还存在着一些与时代主题不和谐的噪音,和平还是不全面的,在发展经济中也充满着激烈的竞争,人类谋求全面和平和持久发展的美好愿望仍然受到诸多的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21世纪,仍有可能是一个很不太平的世纪。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不断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二、走向多极化的国际战略格局
国际战略格局,是一定时期内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之间的相对关系和结构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以美苏为首的两极格局,支配世界国际关系长达近半个多世纪。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两极格局被打破,国际社会的各种力量进行新的组合,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动荡时期,国际战略格局总的趋势正继续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未来一二年内,国际战略力量失衡的状况将难以根本改变。在未来的国际战略格局中,起主导作用的可能是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这五大力量中心或五极,其他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区域集团和地区性大国,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美国欲建立单极世界却难阻多极化潮流。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虽然其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相对有所下降,但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方面看,仍将是各极力量中最强大的一极。
美国拥有一支全球进攻力量。1998年,美军现役总兵力为143万余人,另有文职人员77万余人,在编预备役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军种后备队)89万余人。战略核力量拥有洲际弹道导弹580枚,弹道导弹潜艇17艘,潜射弹道导弹408枚,战略轰炸机178架,是世界上最强的三位一体的核进攻力量。美军具有很强的远程精确打击、隐形攻击、电子战、联合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海军能够控制世界各大洋和海峡咽喉要道,空军能够全球到达和全球攻击,陆军能够在世界各地区实施作战,后勤力量能够有效保障美军在海外的作战行动。美军把全球划分为五大战区,在海外部署了占其总兵力近1/4的军事力量,在世界各个重要地区保持“前沿存在”,准备在海外同时打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美军保持超强的全球进攻性军事力量,与当代世界和平的主旋律极不和谐。
美国仗其经济科技实力和超强的军事力量,企图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单极世界,充当世界领袖。其战略构想是:以美洲大陆为依托,以北约和美日军事同盟为两大战略支柱,从欧、亚两大陆向全球进行新的战略扩张,把美国的领导作用扩展到全世界,遏制新的全球性竞争对手出现,长期保持美国惟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美国并不能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在世界上为所欲为。首先,几乎所有国家都不赞成建立以“美国为轴心的世界”新格局。其次,美国在国内面临众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不具备承担“领导世界重任”的能力。其三,在国际上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挑战,对美国的“世界新秩序”形成一大制约。其四,当今世界仍存在许多的尖锐矛盾和复杂问题,无论美国如何强大和富有,都不可能包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未来的国际战略格局绝不可能完全按美国的意图发展,也绝不会是美国一家独霸的局面。
二是欧盟力量在不断增长且自主意识日趋发展。欧盟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经济集团,现由19国组成,人口合计达4亿多。欧盟具有雄厚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其整体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占有两个席位,在处理全球或地区事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在南北关系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尤其与曾是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还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在欧盟诸国中,英、法、德三国军事力量的作用和影响较大。英国是一个传统军事强国。1997年,现役总兵力为22万余人,战略核力量有3艘弹道导弹潜艇,48枚潜射弹道导弹。英军装备精良,技术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海外作战能力。其主要任务已从过去的防御作战为主转向干涉行动为主,力求保护英国本土及其广泛的海外战略利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参加类似海湾战争的海外作战行动。法国是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军事强国。1996年,现役总兵力约40万人,战略核力量有5艘弹道导弹潜艇,80枚潜射弹道导弹,18架战略轰炸机。法军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和部队作战能力与英军相仿,其主要任务是:维护法国的战略利益,对付在欧洲、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法国致力于建立一支能够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独立遂行作战任务的多用途军队,成立海外诸军种联合作战参谋部,并在非洲保持1万人的驻军。德国军事力量在原东德、西德统一后大大增强。1996年,现役总兵力约36万人。德军武器装备技术较高,军事素质较好,具备较强的常规作战能力,能够在欧洲地区实施高强度作战行动。近年来,德国多次突破《基本法》的限制出兵海外,参加维和行动,意欲谋求在欧洲和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冷战时期,欧洲是两极对抗的主战场,欧盟依附美国。冷战结束后,尽管欧盟国家对美国产生了离心力,美国的盟主地位受到冲击,但欧盟仍未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事实上,美国通过签订北约“战略新构想”,拉北约参加科索沃战争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欧盟的控制。与此同时,欧盟也在设法排除各国在政治、外交、防务等问题上的分歧,共同谋求使欧洲真正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强有力的一极,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为此,欧盟各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扩大欧盟,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接纳东欧6国加盟,使其成员由原来的15国增至21国;全面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步伐,宣布于1999年启动欧元,增强欧盟的国际地位和竞争能力,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并表现出与美国和日本角逐全球经济主导权的强烈愿望;逐步实行具有联合一致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加强自身防务建设,与美国争夺北约的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欧盟内部多边或双边防务组织不断出现,法、意、西、葡四国宣布组建“欧洲陆军”和“欧洲海军”两支联合部队;法、德军团已建立,并可能成为欧盟防卫力量的核心。由上可见,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正在由过去的盟主与盟友关系,逐步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未来的欧盟将可能成为影响力大大增强的一极。
三是俄罗斯发挥军事力量的作用力保大国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受到削弱。但是,从总体上看,俄罗斯仍具有较强的综合国力。它继承了原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原苏联76%的领土和70%的国民经济总资产,幅员横跨欧亚两大洲;国土总面积1700多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物质技术基础雄厚,燃料动力、冶金、机械制造、化学和交通运输业十分发达,科技实力较强,人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航空、航天、核能、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领域居世界先进水平之列,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俄军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惟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力量,它接管了原苏军75%的军队,约80%的战略核力量和大部军工企业。1997年,俄军现役编制员额约150万人,另有文职人员约60万人,内卫军、边防军等其他部队约100万人。战略核力量拥有陆基弹道导弹800枚,远程战略轰炸机110架,弹道导弹潜艇34艘,潜射弹道导弹540枚,其三位一体的核力量足以毁灭任何国家。俄军整体作战能力较强,部分高技术武器装备不亚于美军。目前,俄罗斯把北约东扩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外部威胁,在独联体一些国家中驻军约10万人。俄军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战争,消灭入侵之敌,遏制境外武装冲突向国内蔓延,力保周边势力范围的特殊利益与稳定。虽然俄罗斯综合国力受到削弱,但其军事力量尚能够有效支撑其大国地位。目前,俄罗斯已改变了亲西方政策,力求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大国的影响力,加速推进独联体军事一体化,反对美欧染指独联体国家。为弥补综合国力的不足,俄罗斯越来越把核武器作为恢复国家地位的支柱,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试图以此遏制北约东扩,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安全,保持其大国影响力。从发展来看,俄罗斯仍有可能重新崛起,成为国际战略格局中有重大影响的角色。
四是日本加快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美国,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日本工业高度发达,科技实力雄厚,在机器人、半导体元件、光纤通信方面的科研水平居世界前列。
日本军事力量较强。1997年,自卫队总兵力约27万人,准军事部队1万余人,按照远洋、近海、本土三线配置,强调“海上歼敌”。日军武器装备先进、航空自卫队具备较强的远洋上空对敌拦截能力,海上自卫队有较强的海上打击、护航反潜、海峡封锁和扫雷布雷作战能力。日本坚持日美军事同盟,不断拓宽“专守防卫”军事战略内涵,已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并将其防卫范围扩展到包括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一旦发生战事,日本准备与美国共同干涉“周边事态”。日本军事借重驻亚太地区的美军,能够对该地区的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强,日本已经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提出了以经济力量为后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保证,以自主外交为手段,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性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它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竭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力争在关系世界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拥有不次于其他大国的发言权,成为在未来国际战略格局中“支撑国际秩序的一极”。
五是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实力与地位也在增长。现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集团,如印度、巴西、东盟等,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综合国力的明显增强,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
印度是南亚地区性大国,其国土面积297.47万平方公里,人口位居世界第二,资源较丰富,科技力量较强,具有较快发展综合国力的客观条件。印度为了确保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优势,进而谋求“亚洲核心”和世界大国的地位,争取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一步加快军队现代化步伐,增强军事力量。1998年军费预算高达107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4%。印度现有总兵力126万人,其地面部队在南亚次大陆占有绝对优势;空军可以夺取局部空中优势,进行纵深打击和火力支援;海军有一定远洋作战能力;战略核力量已初步具有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印度积极争当世界大国,力图做核大国,保持和发展一支地区性进攻性军事力量。印度的军事战略目标是:遏制中国,控制印度洋,称霸南亚,争当军事大国。根据这个战略目标及周边环境,印度制定了“西攻、北防、南下”的战略方针,并据此调整、部署军事力量,印度现役总兵力98万人,其中作战部队约占70%,主要部署在中印和印巴边境地区。在中印边境地区的东、中、西段,印度部署了陆军2个军部、8个师、共36个作战旅。
东南亚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东盟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正在不断加强内部多边、双边防务合作,积极调整与对本地区有影响的美、日、中、俄等大国的关系,同时加紧扩大成员国数量,积极争取对东亚事务更大的发言权。近年来,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盟各国经济实力受到影响,但发展前景仍较乐观。未来的东盟将可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六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同时也尊重别国的独立和主权。中国一贯坚持正义的原则立场,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和以富压贫的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大国,坚持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作为多极世界中独立一极的政治分量所在。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门类较齐全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的名次不断上升,钢铁、原煤、水泥、粮食和棉花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石油、化肥、发电等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幅员辽阔,人口约占世界1/5,自然资源较丰富,拥有广阔的战略空间和巨大的市场,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更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路线方针正确,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把发展经济的潜力日益转化为不断增强的现实国力。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令世人瞩目,到1997年底工业企业资产总额比1978年增长26.6倍,主要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国民生产总值的排位不断上升。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确保了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已拥有一支数量可观、实力较为雄厚的科学技术队伍,较为齐全的科研设施,在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国防实力在日益增强,能够独立研制各种型号的坦克、火炮、战机、舰艇、导弹等主战兵器,而且自行设计和制造了原子弹、氢弹、运载火箭、卫星等,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这类技术的国家之一。中国拥有一支任何人都不能轻视的军事力量。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是维护和平与地区稳定的积极力量,在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裁军进程、促进全球发展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发挥着突出的重要作用,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日益强盛,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必将进一步提高。
从上述世界各种力量发展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国际战略格局正呈现出多极化趋势。未来的多极格局,不仅有全球范围内的,也有地区范围内的。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增强了广大中小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削弱了超级大国控制和左右国际局势的能力,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然而,由于这次战略格局的转换不是战争的结果,这就决定了新旧格局的交替必然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的渐进过程。在新旧格局的转换过程中,各种力量呈现出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借重、既充满斗争又协调合作的多极互动局面。
三、多元化的安全威胁
当代世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之下,绝大多数国家正在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更加强调安全合作、共同安全等安全观,重视运用多样化的安全机制,努力争取持续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然而,国际安全形势并不令人乐观,人类和平与发展仍然面临多元化威胁与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安全威胁更加复杂多变。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并没有终结,霸权主义更加猖獗,仍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根源;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严重地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民族、宗教、文化和领土、资源等矛盾,以及国际犯罪、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从而使国际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1、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明显增多。领土和资源是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是引发国家间利益冲突的基本诱因,也是引发地区性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动因之一。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因其形成的历史条件不同,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其一是历史上长期遗留的领土争端,如英阿马岛领土争端,希腊与土耳其领土争端,伊朗与伊拉克的领土争端,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等,成因复杂,时间久远,屡次冲突,积怨较深。其二是殖民统治者为了给获得独立的国家制造麻烦而留下的领土纠纷,如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一些非洲国家间的领土争端等,双方各执已见,长期对峙甚至诉诸武力,而西方国家从中渔利。其二是两极格局解体后新独立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如独联体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前南联盟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其四是新的国际法出台前后引发的国家间领土争端,如联合国《国际海洋公约》制定过程中及其被批准生效之后,一些国家开始对某些海洋岛屿提出主权要求,甚至对别国已拥有明确主权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从而引起国家间的海洋领土争端等。
领土争端往往是同资源争夺联系在一起的。冷战结束后,由于各国更加注重发展经济和增强综合国力,对资源的争夺及与此相关的领土争端,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及其引发的海湾战争,就是冷战后西方大国和地区强国为争夺石油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厄立特里亚与也门为争夺哈尼什群岛,不惜兵戎相见,实质上是为了争夺该岛丰富的石油、硫矿和渔业资源;秘鲁与厄瓜多尔在孔多尔山上的边界冲突,也同争夺该地区丰富的黄金、石油和铀矿资源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国际经贸冲突和金融危机,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问题。各国有关市场、关税、倾销、配额、投资、汇率等方面的冲突和争夺将更加频繁和激烈。因经济权益冲突导致的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在其他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有的也会诱发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和战争。
2、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不断加剧。冷战结束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兴起,尤其是一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和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主张按照民族地域、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心理认同来重新划分边界,甚至不惜用武力来修改边界,从而导致不同民族之间、部分民族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引发了一系列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这些民族矛盾主要表现为:其一是冷战时期遗留的民族矛盾的继续和延伸。这类矛盾与冲突多数处于政治解决过程之中,但仍有一部分难以解决并在继续扩大和加剧。其二是两极格局解体导致的民族分离主义。一些地区的不同民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人为划定的国界和强迫归属产生强烈的逆反与否定心理,加之外部民族分离思想的渗透,形成了新的民族分裂运动。其三是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目前,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蔓延,有的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甚至采取武力方式,企图恢复历史上曾有的民族国家,从而陷入严重的战乱之中;有的企图建立同一民族组成的超出原有缰界的新的民族国家;还有的感到外来民族压力增大,采取各种排外行动,引发社会内部动乱等。
两极格局解体后,宗教矛盾同民族矛盾一样,更加公开化、尖锐化和国际化。宗教矛盾与纷争主要表现为:其一是各大宗教之间的矛盾。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印度教等各大宗教之间的纷争。其二是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矛盾。宗教人物,主张用某一宗教来统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发动“圣战”推翻世俗国家的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其三是某一宗教内部各教派之间的矛盾。由于各教派对教义的解释不同,它们之间形成比较尖锐的矛盾和纷争,常常导致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同时,宗教信仰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宗教矛盾和纷争往往具有国际化的性质。一个地区的宗教矛盾和纷争,会引起整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动乱和不安宁。科索沃战争使世界各地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得到一个明确信息:只要迎合西方大国的需求,就有可能得到包括军事干涉在内的各种支持,进而达到分裂的目的。一些西方大国在不断利用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同时,还利用别国宗教矛盾,支持和挑起别国分裂或内乱,企图破坏别国的政治稳定甚至颠覆别国政权,这已成为导致发展中国家动荡或战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3、跨国性问题日益严重。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整个世界的空间在相对缩小,“地球村”正在逐步形成,许多跨国性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日益严重,对国际社会的安宁与稳定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首先,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危险增大。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以压倒多数先后批准和通过了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充分反映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爱好和平的意愿。然而,一些国家超出本国防御的需要,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采取各种手段,研制和发展核生化武器。一些有核国家的非法组织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进行有组织的核材料走私贩运;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防扩散问题上常常采取双重标准,在对一些国家采取严格的限制、核查和制裁的同时,又怂恿和支持另一些国家秘密研制核生化武器。
其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有时十分活跃。恐怖主义活动是指某些国家、组织或个人,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使用非战争的暴力手段进行的极端活动。冷战结束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时而收敛、时而活跃。一些极端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多次制造暗杀、爆炸和人质事件,增加了国际社会的紧张与恐怖。
其三,难民潮有增无减。据国际红十字会关于1996年世界灾难的统计报告,1985年国际难民人口达2200万,但1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多,达到4500万,预计今后10年这个数字还可能再增加一倍,达到9000万。事实证明,难民问题往往与战乱紧密相连,如巴尔干地区,西亚库尔德人居住区,阿富汗、利比里亚、卢旺达、布隆迪、索马里、苏丹等许多战乱地区,使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沦为难民。这些难民加剧了国际组织救援工作的负担,给国际社会造成很大压力。难民所到之处给当地居民就业、物资供给、社会治安带来了许多难题,有时还会引发社会动乱。
其四,国际贩毒走私更加猖獗。国际毒品控制委员会认为,全球性毒品问题日益恶化。东南亚的“金三角”、拉美的哥伦比亚和秘鲁等传统的毒品生产地依然十分活跃。近年来,又滋生出一些新的毒品生产地和新的国际毒品转运地,使国际贩毒走私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国际问题。在处理毒品走私问题上,各国已注重开展全面合作,但也引起一些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国际贩毒走私不仅对人类文明进步影响较大,而且还常常引发暴力冲突,与国际贩毒走私的斗争将更加激烈。
总而言之,上述复杂多变的、多元化的安全威胁,虽然有的是现实的、直接的,有的是潜在的、间接的,但却是客观和不容置疑的。对此,爱好和平的人们不应放松警惕。
二是局部战争是对世界与稳定的主要威胁。综合前面分析可以看出,对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日趋复杂化、多元化的不安全因素,在处理不当时有可能导致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从而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主要威胁。
1、局部战争的多发性。据不完全统计,冷战期间,世界共发生过182次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年均4场次。冷战结束后,由于一些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矛盾逐步激化,西方大国插手地区事务和干涉别国内政等原因,导致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数量比冷战时期明显增多。据有关资料统计,1991年世界上各种规模的冲突共计29起,其中新发生的7起;1992年共计30起,其中新发生的12起;1993年共计34起,其中新发生的13起;1994年共计38起,其中新发生的15起;1995年共计46起,其中新发生的12起;1996年共计30起,其中新发生的6起;1997年共计38起,其中新发生的8起。从1991年至1997年的7年间,世界上各种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共计245场次,年均35场次,其中新发生的共计73场次,年均约10场次。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许多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在过去比较稳定的欧洲地区和重要的资源产地,甚至发生在联盟集团的成员国家之间,呈现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断蔓延之势。
2、局部战争的破坏性。自美苏首脑于1989年底在马耳他宣布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与冷战时期一些大规模局部战争相比,其规模和激烈程度通常较小,除了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美国入侵巴拿马等为数较少的几场局部战争外,大部分没有出现过大兵团的正规作战行动。尽管如此,这些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仍给国际社会和当事国造成巨大损失。其主要表现是:
人员伤亡代价惨重。据国外有关研究机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共死亡约2000万人,平均每场局部战争死亡约10万人以上。在冷战后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虽然人员伤亡数通常有所减少,但有的仍不可小视,如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伤亡人数达15万人;波黑内战中交战各方死亡人数约为20万人;卢旺达内战中双方伤亡人数高达数十万人。
战争物资消耗代价巨大。现代局部战争总的物资消耗和日均消耗大大提高。例如,历时42天的海湾战争,多国部队的战争物资消量达800余万吨,耗资高达600多亿美元,平均每天耗资11亿美元,美军弹药日消耗量为朝鲜战争时的20倍,越南战争时的4.6倍;单兵日均消耗物资量达200余公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10倍,越南战争时的4倍。
战争破坏的经济代价沉重。由于先进武器装备毁伤力增大,战场火力密度提高,加之大量使用精确制导武器,使现代局部战争的破坏力空前加大,往往给交战国的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灾难,使人民饱尝战争的苦难。例如,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近9000幢楼房被毁损,80—90%的工业、石油和电力设施遭到破坏,90%的产业工人失业,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科威特油田全部被毁,经济损失达600亿美元,重建费高达700亿—1000亿美元。又如,波黑内战使国家经济建设遭到全面破坏,国民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了10—20年。在非洲,许多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连年战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3、局部战争的不确定性。冷战后世界上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往往都是由国内矛盾或国家之间矛盾长期积累和激化而引发的,但由于诱因复杂、预警时间短等原因,这些冲突在爆发时间、地点、进程和结局等方面又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时甚至是不可控制的。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往往成为“救火队”,“按下葫芦浮起瓢”,虽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但收效甚微,和平进程仍很艰难。例如,1990年8月,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并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拒不撤军,进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湾战争,其发生、发展和结局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1997年5月,扎伊尔反政府武装组织发动内战夺取了政权,成立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结束了内乱,但时隔一年又重新爆发内战,使国际社会始料不及。
此外,一些国家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带有明显的持久性,其进程和结局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往往是打打停停,谈谈打打,形成久拖不决、前景不可预料的局面。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期爆发的阿富汗战争至今已近20年,冷战后在国际社会的调解下,各派武装组织签订过数十次停火协定,但事后不久又燃起战火,同室操戈。斯里兰卡“猛虎”组织同政府军打了十几年仗,几次和谈均告破裂,至今仍处在对抗之中。阿以冲突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冷战后虽经多方调解,但收效甚微,近年来中东和平进程屡屡受挫,阿以各方仍处于战争状态。
4、局部战争引起国际组织的更多介入。冷战后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论是属于内战还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国际组织的更多介入。其主要表现:其一是进行国际调解,推动和平进程。近年来,联合国和有关地区组织及相关国家积极进行冲突调解,促使交战各方进行和平谈判,争取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如非洲统一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独联体国家在调解本地区冲突中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其二进行国际军事干预,强制实现和平。西方大国多次利用联合国决议,对一些地区冲突进行军事干预,强制实现地区的和平,但总的看,都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如美军对索马里的行动不得不以失败告退;北约保护部队对波黑的行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担心撤离后战火重燃。其三是派遣国际维和部队,维持冲突地区的和平。1996年以来,联合国共实施了约20次维持和平行动,参加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员人数最多时达7万余人,维和费用最高的1994年达36亿美元,目前仍有联合国部队或军事观察员在61个国家或地区执行维和任务。
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日趋关注和介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一方面,有助于为冲突地区的和平进程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维和行动和“强制和平行动”有的被西方大国所利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一旦军事干预和维和行动失败,联合国将遭受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国际社会将面临更大威胁。
四、激烈竞争中的军事战略调整
为了适应国际安全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世界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紧紧抓住冷战结束后难得的战略机遇,根据国家利益、安全威胁、地缘环境、综合国力等情况,展开了面向未来的军事战略调整。
一是战略调整的目标与动因。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数国家的军事战略调整不约而同地追求着一个共同目标,这就是争夺21世纪的战略主动权。尽管总的调整目标相似,但其内容和性质却有着很大差别。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战略调整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军事力量在21世纪的绝对优势,继续称霸世界,以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一些西方大国和地区强国的战略目标是谋求地区事务的支配权或地区霸权,争取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的主导权。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战略调整的目标,则是创造和保持一个有利于本国发展和稳定的国际环境,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以努力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争取更多的国际事务发言权,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场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是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战略调整。其主要动因有三点:
1、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当前,国际形势继续趋向缓和,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仍然此起彼伏。据统计,从1991年至1997年间,世界上新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共计73场次,年均约10场次,大大高于冷战时期年均4场次的水平。这些新的局部战争或地区冲突,主要是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领土争端、经济磨擦和民族宗教矛盾等引发的,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此外,还有走私贩毒、恐怖主义等其他多元威胁。针对安全威胁的新变化,世界各国纷纷对军事战略进行调整和重新定位。
2、高新技术的发展引起军事领域里的深刻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场新军事革命随之蓬勃兴起,并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传统的军事观念,产生出一系列新的军事理论、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和军队组织体制。这在客观上要求各国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以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3、新世纪的到来使世界各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1世纪将是一个更加充满竞争和发展机遇的世纪。21世纪的竞争需要21世纪的战略。21世纪国际竞争中的赢家,将产生于那些今天在战略上已做好充分准备的国家。一些国家早在冷战后期就着手进行军事战略的调整,以抡先占领军事领域中的战略制高点。
二是战略调整的特征。这次全球性的军事战略调整已经表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主动性。同以往那种在战争威胁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被动进行的战略调整不同,这次军事战略调整是在大战日益减少、国际形势总体趋缓、新世纪到来的新的背景下主动进行的,是在没有严重外敌压力的条件下自主的战略调整。例如,在冷战结束后的短短6年时间内,美国主动进行了3次大的军事战略调整:1992年老布什政府首先提出“地区防务”战略,接着1995年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灵活选择与参与”战略,后又于1997年提出“塑造——反应——准备”战略。尽管这3次战略调整在内容实质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战略调整的周期如此之短,这在美国军事战略发展史上还前所未有。俄罗斯在重新立国后的6年时间中,已主动进行了两次大的军事战略调整,现正在制定新的国家军事学说,将提出新的军事战略方针。日本从1995开始,修订了《防卫计划大纲》,与美国共同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新《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对其军事战略作了重大调整。英、法、德等国的战略调整更加注重主动性和自主性,战略重点从防御作战转向对外军事干涉行动。
第二、综合性。冷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现实威胁比较明确,主要敌人和主要战场比较固定,各国军事战略调整往往只是局部的和比较单一的,主要是针对现实威胁,解决如何慑止和打赢战争的问题。这次多数国家的战略调整,涉及面都比较宽泛,综合性较强,既考虑到军事因素,也考虑到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既包括对威胁判断、可能的作战对象,又包括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指导、战略力量和手段等内容;既运筹军事力量的使用,也谋划军事力量建设等。一些大国的军事战略调整更加关注如何应对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跨国犯罪等问题。如美国明确要求使用军事力量直接为美国的经济利益服务。俄罗斯军事战略则将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主要任务之一。日本军事战略已突破和平宪法确立的“专守防卫”原则的限制,准备配合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其防卫任务由应付周边事态逐步向全球范围扩展。印度近年来侧重发展其核战略和海军战略,企图建立能打陆海空天“四维空间战”的新型军队,在21世纪建立“世界级海军”。
第三、灵活性。针对当前国际安全威胁中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世界各大国尤其是西方大国的军事战略调整将更加注重增强战略的灵活性。在战争指导上,强调在遏制战争的同时准备打赢战争,力求在危机出现前或刚萌发时,就综合运用政治、外交、经济手段进行化解和用军事手段进行干涉。例如,冷战后,美国在对外使用经济制裁和政治挤压的同时,运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40多次。在战略部署上,以“前沿存在”与快速反应相结合,随时准备应付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危机和冲突。目前,美军在欧亚两大战区形成“哑铃”型部署态势,同时在可能的危机地区或其附近海域建立武器装备的预置舰船,一旦发生危机,即依靠前沿存在兵力控制局势,若事态扩大则从本土或其他战区迅速调集兵力,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战争准备上,强调既准备应付大规模的战区战争,又准备对付中小规模的地区冲突和危机,还准备进行各种非战争性军事行动。在军队建设上,大力发展“力量投送”型部队,建立快速反应部队,随时准备进行应急机动作战。北约根据其“危机反应”军事战略,建立了占北约一体化部队总额12.3%的多国快速反应部队。俄罗斯也在组织以空降兵为骨干的总数约20万人的机动部队。日本、印度、越南等许多国家也都在建立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
第四、超前性。军事战略的调整历来要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未来。在这次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中,不少国家不仅计划实施当前的军队如何建设,明天的军队如何发展,而且开始筹划“后天的军队”应当是什么样子。其超前规划的时间跨度由通常的5年左右,延伸至10—30年以上。美国的“塑造—反应—准备”军事战略,就充分照顾到了美国当前、近期和中远期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军事力量的建设与使用。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军制定出《2010年联合构想》、《2016年航天航空构想》、《2025年海军发展构想》等新的战略规划,并开始研究“后天的军队”,既2030年以后美军的发展构想。其他一些国家也都在当前战略指导下制定军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如英军制定了2014年前《陆军数字化建设纲要》,法军拟于2010年前后实现军队数字化和信息化,马来西亚制定了《未来20年海军防卫现代化计划》,菲律宾也出台了《未来20年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等等。各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之所以加大超前规划的时间跨度,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使武器装备的更新周期大大加快,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变化越来越大,如果不能适时进行大跨度的战略规划,该国的军事力量乃至综合国力的发展水平必将落后于别国,即使是大国、强国也是很难保住其优势地位。
军事战略是筹划战争与军事建设的方略,是统揽整个军事领域的龙头。军事战略的调整必然带动建军和作战的全面变化。目前,世界多数国家虽然都在适度缩减军费和军队规模,但同时也都在大力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这次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的实质,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实力,谋求在多极化战略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的战略主动权。
面对世界各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对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以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敏锐目光,洞察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领导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使我国成为这场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中最早提出并最先完成战略转变的国家之一。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对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多次做出了准确而深刻的判断,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将新时期我国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准备打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向重点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实行科技强军战略,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从而为我国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为我国在21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获得更加有利的战略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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