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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中那段学生生活

40多年前的秋天，在蒙蒙秋雨中，父亲牵着毛驴，驮着行李和年仅12岁的我，行走了近百里坎坷不平的山路，将我送到全县最高学府——现在的赤城一中，当时叫赤城县城关中学。那时乡镇基本上都没有设立中学，全县只有城关中学、龙关中学、白草中学和沙古墩农业中学。当时在全公社200多名考生中，只有五六名学生被录取到县城中学，我是其中很幸运的一个。
那年的9月，父亲将我送到学校报了名，马上出去想办法为我解决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当时虽然学费不过10几元钱，每月伙食费8元钱左右，可一年下来得一百多元钱，需要花费一个整劳动力的工分钱还不够。那时我家乡生产队拼死拼活干一天活才挣一个10分工，一年下来除去阴天下雨、生灾害病外，能挣到300至340个工就算是好劳力了，到年底分红每个工平均只有二三毛钱、最好年月也不过四五毛钱。一个整劳力拼死拼活干一年，除去全家人的口粮款就所剩无几了，甚至还要倒欠。所以那年，当我在偏远的家乡山村小学，接到了县城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心里不知有多么高兴，全村人也都为我高兴。那时一个初中生在乡亲们的心目中是很有份量的，是很受人羡慕的，走在街上总是被人高看一眼，感到很自豪。可是在高兴之际却又充满了忧愁，因父亲错划右派全家回到偏远落后的家乡，家里人口多，孩子小，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在生产队干一年活能够全家人的口粮款就算不错了，有时一年连换衣服的钱都没有，日子过得很苦。当父母听到我被录取到县城去读书，愁了好多天也没有想到办法能凑到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在我离开家乡的头天晚上，母亲说：“再苦再难也得供孩子上学，实在没办法就驮一袋莜面到县城里悄悄地卖了，先凑乎着去上学报到，慢慢再想办法。”那时卖粮食是被禁止的，发现了要作为投机倒把处理，所以父亲只好找到我们曾经在县城住过的老房东，让他帮助悄悄密密地找人卖掉，为我凑到几个上学的费用。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感到家里供我上中学太难了，真是不易。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段时光的分分秒秒，十分用工学习；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坚持用低标准要求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
那年正是1965年，当时的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每天天不亮就急急忙忙地起床，上早自习，晚自习要上到9点多。从小学到中学，由二门课一下增加到七八门课，无论是广度还是难度，对于一个乡下学生来说真有点难以适应。不过靠着发奋努力，我的各门功课成绩还是赶了上来。那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搞“四清”，学校也很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主要内容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做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课余时间普遍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响遍整个校园。学校经常举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对学生进行新旧社会对比忆苦思甜教育。所以当时学校的生活还是很充实愉快的。
我上学的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的5月份，国家的政治形势突然紧张起来，校院中的大喇叭广播了中央5月16日通知，主要内容就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开展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号召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学校也召开了动员大会，传达了中央文件，对学校如何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学生积极投入到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伟大的政治运动中来。运动开始还是比较温和的，在学校一间会议室里张挂起一张张大字报，大多都是老师间互相揭发批判的有关鼓吹白专道路、散布封、资、修黑货等方面的内容，有时学校也组织过几次批判会，部分老师上台检讨，部分老师上台批判，运动仅在教师内部进行。学生只是好奇地可以到会议室去观看大字报，当时我看了大字报内容感到非常震惊，简直不敢相信，我们敬爱的老师会有意识地要把我们培养成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黑苗子，每天上课是在向我们散布封、资、修的毒素。时隔不久，从本校考取外地上大学的几名大学生回到母校大叫大嚷“要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学生走白专道路，要揪出学校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醒目的大字标语贴在学校院内中心处，学生们惊讶地看了几名大学生的大字报大标语，感到我们自己太保守了，革命的造反精神太差了，由于受几名大学生的启发煽动，学校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燃烧起来了。顿时学校全乱套了，到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呼喊声，满墙都是大字报，满院都是大标语，课也上不下去了，只好停课闹革命，当时思想单纯的青年学生满怀热血，情绪激昂，挥舞拳头，要誓死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捍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当时由于在火药味很浓的政治鼓动下随着一张张大字报揭发批判、一条条触目惊心的大字标语，校长、老师全都靠边站了，被戴上高尖纸帽上街游斗，脖子前挂着大纸牌，上面写着划了三个红叉的黑邦名字，后来有的挂着大铁牌，细细的铁丝深深地勒进脖子中，疼得被游斗的人直咬牙，没办法只好忍受着，还得一边走一边喊着“我是黑邦某某某”。在那场内乱中，学校无组织无领导，各自占山为王，于是红卫兵组织、战斗队纷纷成立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谁发起组织张贴宣言谁就是当然的组织头头，其他学生可以申请加入。最后所有造反组织、红卫兵组织联合为两大派组织，一派组织名称为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一派组织名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红总”。当时年仅14岁的我在“红总”担任副总指挥，记得总指挥是由高三年级学生刘海龙担任的。
在1966年至1967年间，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广场九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许多学生背起背包，徒步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接见。那时红卫兵学生远远地看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穿绿色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频频招手致意，激动万分，手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毛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站在敞蓬汽车上检阅红卫兵时，红卫兵们激动地踊上前去，满含热泪盈眶。开始几次接见，毛主席还走下汽车与红卫兵一一握手，由于众多的红卫兵激动地争着与毛主席握手，听说毛主席的手都被握肿了。那时谁与毛主席握过手都会感到无比激动、幸福、自豪，就象旧社会平民见了皇帝般感到荣幸万分。后来开始了革命大串连，当时年岁大的学生走的较远些，有的去过上海、井岗山、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年岁小的不敢走远路就到北京串连几天。我当时仅是个14岁的小孩子，胆子小不敢往远处走，只好背着背包徒步行走到北京。那时一路上各乡村、城市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专门有人给你安排食宿。我们几名学生结伴也开始加入了革命大串连的热潮中，第一天从赤城走山路到达样田乡的尚家堡村，第二天走到后城，第三天从后城翻过南山走到延庆县的旧县镇，第四天沿公路顺着八达岭沟谷走到南口，第五天走到昌平县城，第六天从昌平走到北京城北郊坐公共汽车到达北京市中心的国务院接待站，排队等着安排食宿。不一会儿，我们一批红卫兵被一辆汽车拉到德胜门外的一个单位，安排在这里住宿，由于人多床少，大部分人只好睡在楼房中铺着稻草的地铺上，按照规定统一时间自带饭盒到食堂去排队吃饭，吃饭不要钱，饭菜还算不错，当时接待红卫兵说是一项政治任务，说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谁也不敢慢待。住下来后你想呆几天没有限制，想到哪里去参观串连可以随便去。在北京市内，只要你持有一张发给的红卫兵接待卡坐车可以不买票，各路公共汽车随便坐。那时，我第一次进北京，摸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该去哪儿，路怎么走，只好凭着一张北京地图，先后去过天安门广场、前门大街、王府井，西单、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在北京大学亲眼看到了全国第一张被称为是“马列主义大字报”，仅在北京呆了有七八天时间就又背起背包徒步沿着原路回到学校，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觉得很有趣。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革命大串连结束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学校燃向社会，大字报、大标语纷纷贴满县城主要街道，大标语大都是一大张纸、甚至是四大张纸贴在墙上然后用宽板刷刷写，字有两米大，特别醒目，主要内容是要揪出县党政机关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之县城党政机关革命造反组织也纷纷成立加入到这一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来，主要有县委革命造反兵团、人委革命造反兵团、赤金融革命造反兵团、政法革命造反兵团、粮食系统革命造反兵团、邮电革命造反兵团、小教（小学教师）革命造反兵团等，后来县城十大村还成立了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农革司”。这样整个县城革命烈火越燃越旺，各个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全都靠边站受到批判，并被下放劳动。运动由揪当权派后来转入到清理阶级队伍，大批人员内查外调，查揪出一大批叛、特、反等，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造成了人人自危，谁也说不准今天是好人明天可能成了坏人，一句话说不妥可能被无限上纲打成反革命。运动中，为了控制局势，解放军4630支左部队来到我县进驻学校 ，了解情况，耐心细致地做好两大派组织的思想工作，扭转两派相互争斗打内战的局面，要求把斗争予头一致对准党内走资派。后来进驻我校（1965年为赤城县城关中学、1966年改名为赤城县东方红中学、后来又改名为赤城县五七中学、赤城县第一中学}的支左部队宣布对方“红革会”为革命造反组织给予支持，而认为我方“红总”为保守组织，对走资派斗争不够狠。当时我方“红总”认为运动中应该掌握政策界限，区别对待，坚持文斗 不搞武斗，对不属于死不改悔走资派的革命领导干部应该允许检讨过关，改正错误，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因此被认为保守受到批判。运动后期，全县各中学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并召开了红卫兵代表会，建立了全县红卫兵组织。在支左部队的帮助下，经过协商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成员有革命领导干部、驻军支左部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组成，被称为是“三结合”领导班子，红卫兵也有代表进入了县革命委员会常委。从此，全县有了一个统一的政权组织，县革委下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抓革命促生产开始走上了正常有序的轨道。到1968年，学校也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也是三结合代表组成，于是开始复课闹革命。同时“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工宣队”、“贫宣队”是由工人阶级代表、贫下中农代表组成，这些工人代表、贫下中农代表协助校革委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向学生灌输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好思想、好品质，经常开展学工学农活动，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到1968年底，我们这届没有学完初中一年级课程的“老三届”中的68届“老初一”学生全部一刀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纷纷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就这样，在三年动乱中结束了我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于1969年1月1日回到了家乡山村，开始了农村务农生活。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段终身难忘的学生生活，是一段有着深刻教训的人生经历。